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四、《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下)

  ①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9月5日。

八大以后,邓力群和胡乔木又有过多次合作,如协助乔木起草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重新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等。通过合作和接触,胡乔木和邓力群对彼此的品德和能力加深了了解。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②

1943年初,他们相识于延安。当时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力群在毛主席另一位秘书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是研究室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整风运动中,力群同志针对当时整风学习中联系实际、联系自己不够的现象,写了一篇《把箭射向自己》的大字报,检查自己的学风问题。这张大字报当时影响较大。大概陈伯达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毛主席,乔木同志特地去找邓力群把稿子要去,并把稿子的标题改为《我来照照镜子—学习散记中的几个片断》,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这是力群同志在延安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央领导同志注意,随后他被吸收为总学委巡视团成员之一。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⑥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患难与共的挚友

  很快,毛泽东收到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两次写给毛主席的信引发的。这一年的8月13日、10月13日,刘冰等人两次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转毛主席,揭发迟群(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在工作作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由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再转毛主席。却没想到这两封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10月19日晚,毛主席在谈话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那么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由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同毛泽东最初把反对保守主义作为八大的指导方针,是不同的,这反映毛泽东在听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论十大关系》里并没有提反对保守主义。

胡乔木承受着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压力,非常痛苦,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造反派勒令他交代邓小平每次都议论什么。一点不说吧,反映上去毛主席不满意;照实说吧,邓小平无疑遭受更大的打击。于是,他采取的策略是重点交代自己的“错误认识”,涉及邓小平的,则主要讲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事。本着这个原则,胡乔木于3月2日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直接送毛主席,毛主席阅后批:“送政研室一份,交乔木同志。”可是造反派和几位老同志看了他的揭发材料后不满意,在批判会上都说他不老实,揭发材料避重就轻,说小不说大,说明不说暗,说虚不说实。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里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

1953年秋,刘少奇把邓力群调到身边,只做文字工作,不给秘书名义。从此以后,他和胡乔木的交往合作就多了。他们共同参与八大文件的起草,共同受毛主席委派于20世纪60年代初去南方调查人民公社情况和公共食堂问题,共同起草“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他只是胡乔木和陈伯达的助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举例说,1953年12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要刘少奇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少奇同志要力群起草初稿。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写了1.2万字的稿子,毛主席看后说不能用,要胡乔木改写。力群看了乔木的改写稿,发现乔木在改写稿里只用了他几十个字,等于重新写过。这件事使他深有感触,对乔木同志非常佩服。

  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下面记述的只是我所了解的片断回忆。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农伟雄和李鑫等人有江青、姚文元的支持,对胡乔木的批判又进一步升级,他们搞了七次批判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据邓力群讲,他们确定犯严重错误的有三个人: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对胡乔木,主要是要他交代和邓小平接触过多少次,每次都议论了什么;“三株大毒草”(《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怎样“炮制”出来的,邓小平有什么“黑指示”。与此同时,“四人帮”又在报刊上制造舆论,罗织罪名,诬蔑国务院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攻击胡乔木等研究室负责人是“邓小平的谋臣”“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等等。

  ⑦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对军委和国务院系统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出现由乱而治的景象,深得民心。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阻力很大。尤其是在“四人帮”把持的理论宣传领域问题成堆,迫切需要重新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为此,小平同志于1975年6月间约胡乔木商组一个政治研究室,直属国务院,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通过研究室撰写重要文章,与“四人帮”对决。研究室由胡乔木负总责,负责人中原来只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六人,后经胡乔木提议,邓小平同意加上邓力群。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因文字工作而结缘

  ⑩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研究室传达完打招呼会议后,李鑫带头对胡乔木发起攻击,指责胡乔木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抢了他的权,说胡乔木“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出粗口骂胡乔木“是什么玩意儿”。也有几个人跟着李鑫的调子说话。1976年2月7日,研究室的造反派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了一封告状信,揭发胡乔木和政研室的“问题”。随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通知农伟雄和胡乔木参加。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农伟雄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应该把运动搞起来。又说:你的任务就是搞揭发。从此,“四人帮”通过农伟雄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342页,第350-351页。

自“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面对一些无理指责和批判,胡乔木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开批判会,别人都走了,只剩胡乔木和邓力群。胡乔木对邓力群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老朋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这样对我。邓力群说了些安慰的话。从此以后,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衷都向邓力群倾诉。邓力群说:有段时间,乔木同志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凡是同我有关的事情,绝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⑨ 

邓力群还把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的方法作了比较。他说:且不说陈伯达的人品,仅就工作方法来说,陈伯达接受任务之后,先要写作班子看材料,写初稿。不行,就再来;还不行,又再来。怎么不行,他也不讲。到最后,他觉得有点基础了,就一边谈,一边改。由他口述,我们笔录。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磨到他满意为止。乔木同志与他相反。他要你帮他做事,一开始就和你讲清楚是什么题目,要讲哪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什么,第二个问题讲什么,把文章的要点给你讲一遍。你根据这个要点起草,交给他之后,他再也不找你了。要改,要重写,都是他自己干了。邓力群说,通过协助他们两个人起草八大文件,确实收获不小,使他懂得了怎样为中央起草文件,知道要经过什么过程,注意什么问题。这为他以后为中央做事,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研究室协助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如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重新整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文稿;通过写文章和向毛主席转信、报送材料等方式推动文艺方面的调整,解决《创业》《海霞》影片的上映和一批文艺作品的出版问题。尤其是修改和撰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个著名文件,从理论到具体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对增强全面整顿的深度、广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邓力群协助胡乔木做了许多事情,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重托。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4页。

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胡乔木处任秘书时同邓力群相识的。当时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乔木同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作为党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分管思想理论战线和中央文件的起草,他们之间工作往来很多,我和力群同志也逐渐熟悉起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胡乔木和邓力群都退出第一线,到中顾委分别担任常委和委员。此时我在中顾委已工作三年,作为中顾委的副秘书长,继续为他们服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中顾委撤销,乔木同志也于同年9月病逝。两年后,中央批准成立《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力群任组长。我也于2000年参加了编写组,直到2015年初邓力群去世。所以,我同力群同志的接触可分为三段:在乔木处五年,在中顾委五年,在编写组十五年。尤其是后两段,力群同志工作不像以前那么忙,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看望他,同他聊卿天。我很佩服力群同志超常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给我讲了早年与乔木同志交往的故事,加上后来我多年为他们工作服务的切身体会,使我深深感受到这两位老前辈在毛主席、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的指导下,密切合作,竭尽全力,为党为国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邓力群在谈到起草八大会议文件时说:刘少奇布置陈伯达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胡乔木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于是陈伯达把田家英、何均和邓力群找去给他帮忙。搞了一个多月,写出一个初稿,刘少奇转给乔木同志,让他提意见。乔木看后说:这不是一个政治报告,而是个学术报告。少奇说:你说不像政治报告,那好,你来起草一个吧。乔木正在犯愁的时候,毛主席听取党中央、国务院35个部门关于财经方面的汇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刘少奇听后很高兴,当晚就把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说以“十大关系”为主线修改八大报告。主要由胡乔木负责,陈伯达也参加。很快,政治报告就完成了。

  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⑤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杜克洛:“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③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④

  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还说:“这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⑦

  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十三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⑤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⑥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国。他说:“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⑦

  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⑩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以及中国自己的情况中,已经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统一过多而民主不够的问题,他很想改变这种状况。集中和民主,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达到比较完满的结合,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⑤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两次稿子,内容大致相同,虽然没有写完就放弃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④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报告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会见都安排在下午,地点是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两次会见,有时是三次。一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对于年过花甲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没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当年那些会见记录,会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那样的敏锐机智,思路是那样的清晰,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当他问起对方国家的情况时,你又会看到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⑨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89、90、92、95、96页。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三十四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九月十四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②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③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

  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②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九月八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催问起草情况:“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⑤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③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⑧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能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⑧

  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⑨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⑨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⑦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④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⑨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⑨毛泽东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与七大相比,中国共产党这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全新的,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这些情况决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在于,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③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⑩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毛泽东对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修改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决议草案,并于当天下午二时以前,各个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十点半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写给胡乔木一个批语:“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时。

  ⑩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7页。

  ③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批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据不完全统计,共会见了二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代表团。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③

  事实确是这样。比如在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在讲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①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②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毛泽东:“请帮助。”⑤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日。

  ⑧以上引自《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03-262页。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⑦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③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⑦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