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杨成武在1967 第二章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龙困与微行 权延赤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潮漉漉的早晨,浑蒙蒙的武汉。吉姆车从武汉军区急驰武汉空军驻地。“娘卖×的吴法宪!”陈再道咬牙切齿骂粗话。外面传说“陈大麻了”,见面没有谁看出麻子,只有这种盛怒之际,隐隐能感觉到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出现于肌厚肉重的脸孔上。武空政委刘丰一早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武汉,要见陈再道。陈再道一听就火: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为啥事先不告诉?总理到了武汉,提出要见陈再道才告诉陈再道。我陈再道在你吴法宪眼里是什么东西?急刹车,狠摔门。陈再道大声大响地下车往招待所里闯,一看就来势不妙。随周恩来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径直跨入门去。周恩来正用早餐,闻声抬起头,将手一招:“来吧,都来一起用餐。”接着吩咐接待人员:“拿几套餐具来,数数几个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按总理手势,在餐桌旁人座。周恩来平平静静,边吃边问:“东湖那边怎么”“东湖宾馆乱得很!”陈再道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又涌上来,“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周恩来并不在意陈再道的情绪,那是一种从容大度的宁静,只把头点一点,像谈家常话:“把它打扫出来。”“打扫?”陈再道差点又喊出不好听的话,被钟汉华捅捅,才降低声音,边喝边嘀咕,“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我去看看。”周恩来仍然是家常谈话的清淡语气,“你们吃过饭也来一下。”当武汉军区的将军们来到东湖宾馆时,周恩来已经把两派服务员都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嘛。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两派群众都被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找工具打扫房间。陈再道开始不安。让总理做这种管理员干的琐事,唉,太不过意他赧颜走到周恩来面前喃喃:“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总理用手势止住陈再道,面对面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稍停顿,然后加重一点语气:“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陈再道心里一热,全明白了总理的心意,不由得诉说一句:“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周恩来再次截断陈再道的话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谢谢总理!”陈再道振奋起来,立正敬了一个精神十足的军礼。一微行人大会堂二楼一间小餐厅,两位将军草草用过夜宵。“没有酒。”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嘀咕。“不是喝酒的时候。”杨成武呷口茶水漱嘴。“头次进京,咱们拿大杯子喝。”郑维山一脸怀恋之色。“在遵义还拿碗喝呢……”杨成武不无惆怅。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遵义会议结束,传来毛泽东重新回来领导红军的消息。三军沸腾,杨成武的部队举行了会餐。铁盆子盛莱,大碗装满茅台酒,将士们席地围了一圈又一圈。杨成武举起酒碗说:“毛主席回来领导咱们,这下准能打胜仗,革命一定能成功了!”先锋团的将士轰声响应,大碗喝酒像喝凉水一般干脆痛快。欢呼、拥抱、鼓掌、歌唱,好像胜利已经到来。果然,十三年后,天翻地覆。三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把杨成武请到司令部所在地清河。那一夜,三十多位将领欢聚一堂。“庆祝胜利,过春节,一个人先来三杯!”郑维山擎起高脚杯,走到杨成武面前,“你是这个部队的老司令员,你先喝!”立刻有几名将军举杯附和:“于!干!”不容杨成武搭话,耿飚已然逼上来:“三杯!干三杯!”这位三十五岁的“老司令”豪兴陡发,奋然起身举杯:“不,五杯!我干五杯!”五大杯烈性白酒被杨成武一口气连续干完,激情更是不可遏制,转过来向耿飚、杨得志、郑维山等将军展开反攻:“来,六杯!干六杯!”杨得志犹豫:“你先喝,我后喝。”杨成武坚持按规矩办:“我干过这次你喝了我就喝!”“喝!喝!我先喝!”还是耿飚痛快,脖子一仰,那杯酒便倒进肚子里去了……唉,那时可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天下大乱。两位没喝酒的将军驱车北京站,在专运处那边登上专列。等候几分钟,车下响起骚动。是负责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到八十名成员都是精明剽悍、训练有素的连排级干部。除了轻捷的跑动声,听不到其他音响,转眼之间便从站台上消失,都登上了前驱车和后卫车。几乎是在站台空寂下来的同时,几辆黑色轿车急驶而入,停在主车车门口。杨成武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下车,立刻就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登上主车,几辆轿车随即驶离。他刚把目光离开重新空寂下来的站台,专列已经开动。他看一眼腕上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江东兴、秘书及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没有招呼不会乱串。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谈。”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起身。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人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个“道”要比那个“器”扑朔迷离,深奥得多。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胜不衰。军阀也罢,蒋介石国民党也罢旧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陈独秀也罢,张国烹也罢;甚至还有那位“也许是你正确”的彭德怀,只要站到了对立面,他无不挑战而出,胜而不休,“宜将剩勇追穷寇”,要一个完全彻底。可是,同“无形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英国的“羊吃人”恶不恶,但社会获得巨大进步。难道只有“恶”才能积累财富,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他与生俱来地“疾恶”如仇,所以要“另辟溪径”,不信“善”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是要扬“善”除“恶”,倡“公”废“私”。他困惑苦恼的是人性的不可思议。新中国成立,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是为“自己”这个主人干活了,人人都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心尽力吧?生产力该获得最充分的解放吧?可惜,这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实际却是举国的消极怠工,惊人的浪费;这些“主人”在“父爱”下不思进取,悠闲度日。一群人在地里干同样的活儿,哪怕是一名妇女因为来例假停下来歇口气,其他人也会觉得吃亏,心理失衡,跟着停下来歇气。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们是宣过誓的,应该“献身”。可是,党员干部带头出大力,流大汗,群众看着不过意,也可以跟着轰轰烈烈流点汗,一旦党员干部不在了,群众又顺着不垄睡大觉;如果党员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甚至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那么群众会怎样就可想而知莫非人就是只有看到实际利益,能满足个人的私欲才会生出积极性?难道人就不能改造成只讲奉献不要享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毛泽东坚持不让这一步。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得不对现实退一步,稍喘过一口气他就又坚持到原来的战线上。而且,对那些讲求实际,从“一大二公”退到“三自一包”的人逐个“算账”,把他们视为“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怕这些人是昔日的亲密战友呢!谁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没有一种悲壮的美?毛泽东与他想象中的那个魔鬼搏斗,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德国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说:“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不情泯灭人性……他的人民至今还没摆脱贫穷。”毛泽东主张“水至清则无鱼”,主张有右派朋友,主张留有对立面,惟独在人性上,却主张除“恶”务尽,容不得人性的矛盾。莫非他忘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恼怒“宣过誓”的党员干部不能都像铁人王进喜,不能都像虎头山上的陈永贵。他希望人人都能像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讲的。所以他首先拿干部开刀,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想象中的魔鬼战斗,同时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可是,实际的矛盾仍然不像理论一样那么简单。曾经为他开过专列现在担任铁路局机务段党委书记的孟昭勤敲着饭盒问工人:“你们见过吃‘钢丝面’①的走资派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一个月只能凭票吃半斤肉?”①一种用玉米压制的食品,粗糙、难消化。工人说不出话。理论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到了内蒙古,就变成汉族干部与蒙族干部的矛盾,东部区干部与西部区干部的矛盾,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到了云南,又变成南下干部与“边纵”干部的矛盾,转业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根据地多,山头多,现在一“斗争”,矛盾就更多更激烈。这些矛盾一经和新产生的更加激烈复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矛盾“相结合”,那就绝无是非可言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成了各山头、各派群众组织的“争权”、“夺利”。理论上讲,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到了实际中全然不可能。如果说最初群众组织还有“造反”和“保卫”之别,一旦造反不杀头,造反有理,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擎出这面旗,反正有个“三结合”,无非是“结合”谁,“打倒”谁而已。于是,解放军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山头”和“派系”的争斗中,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再超脱,不得不忙于在各派政治力量中搞平衡,作仲裁。若不是有周恩来作得力助手,他简直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思考大的决策……“这么说,都在抬出我的招牌嘛!”毛泽东终于对郑维山的汇报发出惊叹。不是河北省几大派,各自“造反”,都有要打倒的“走资派”,也都有准备结合的“革命干部”。你是先判别“走资派”再论“造反派”,还是先定“造反派”再论“走资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家造反派,三十八军又支持另一家造反派;中央文革先表态河北省军区支持的是造反派,陈伯达转一圈又说三十八军支持的是造反派,各自发枪,刀兵相向,用不着“走资派挑动”就天下大乱杨成武说:“原来六十九军与河北省军区观点一致,三十八军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后观点不一致了,闹起矛盾。”毛泽东无法仲裁,只能平衡:“你是总长,你给两边做工作。”杨成武说:“我找了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的领导在京西宾馆开一次会,我说你们不要不一致。你们三十八军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河北省军区也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不要闹矛盾。我批评河北军区,说三十八军从东北来,你们有责任帮助三十八军了解情况。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可他们回去观点还是不一致,还是闹。”一个山头出来的还闹翻天,不是一个山头出来的还了得?“解放军还是好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毛泽东决心不再仲裁谁是谁非,沉吟片刻,说:“坐在一起开会好。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武的要训练,文的、党政群干部也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全国的县人武部和军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轮流训练。小省来二三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来八九百、千把人。训练时间不一定太长,每一次训练至多两个月,两个月一期。到北京集训,各大军区也集训,各省市也集训。”毛泽东边思考边说,边说边补充完善,“到北京训练以前和训练以后,各省市、各大区都可以办训练班。一个是北京训练不了这么多,各省市、各大区可以分工办。还有一种,在北京训练完了以后,再加以训练,以巩固思想。”谈话间,列车缓缓停站。望窗外,天光熹微。“主席,天快亮”杨成武建议,“您休息休息吧?”“郑维山要在石家庄下车。”毛泽东向窗外望石家庄。“如果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就这样吧。”毛泽东起身向卧室走去。他谈过自己的体会:想不出办法,那就睡觉,睡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直到想出办法来。毛泽东毫无倦意。既没吞服安眠药,也没有睡。他只是想躺躺,躺倒才能想出站立不倒的办法。车人河南境内,毛泽东站立起来,再次召郑维山。“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他思考再三,决定回到过去的态度上。过去他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后来又说“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从他们手里“夺权”。现在他对郑维山说:“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想了想,他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这句话,他在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批示上已经写过。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忽然变得浑厚,出现一种“共鸣”的轰响声。朝窗外望去,专列已驶上黄河大铁桥。“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毛泽东望望郑维山,又望望杨成武,看到他们点头,便把目光转向窗外。黄河一派苍凉,浓稠的河水仿佛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行军在阔大的沙质河床里,蜿蜒向东,融化在热浪里,消失于颤动的蜃气中。毛泽东用一种郁郁的声调望着黄河轻诉:“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像自语,像说给杨成武和郑维山,又像是把他阶级分析的立场和方法留给黄河。所幸是杨成武记录了下来,这段话没有随黄河流逝。黄河已经被留在身后,再也看不到那派苍凉。渐渐呈现于面前的是灰色基调的古城郑州。“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出来,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进行曲,“联络员”杨成武将这段“最高指示”通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中。二梅岭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复:“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要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他的左边坐了“三三制”,那时还没形成“四人帮”,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干部私下称为“三三制”,包括了‘大三”康生、陈伯达、江青;“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的右边坐了“旧国军”。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文革”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称为“旧国军”。“旧”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新”生力量而言。但是国务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把“旧”说成“救”;天下大乱,他们是“救国军”。碰头会上,毛泽东举起左手,朝“大三”、“小三”那边一划:“我们的干部,不烧不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继续煽风点火……”接着,他又举起右手,朝国务院和军队干部的“旧国军”们一划:“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救人于水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深明“将兵”、“将将”,治军治国之道。他常讲:“一个篱笆要三个桩”,天下不能清一色。“大三”、“小三”不能没有,“旧国军”更不能丢,林彪这股力量也得用。“一统天下”可以,“一色天下”不存在。“一色天下”就没有他这位领袖、统帅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碰头会上,毛泽东决定让陶铸“南巡”,“救人于水火”。他点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叫陶铸去保。会后,周恩来开列二十余人名单,经毛泽东同意,交陶铸“南巡”时加以保护。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断然采取措施,利用“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制造事端,抓住借口,在陶铸南巡之前,将他打倒现在,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不过,要把文章做到毛泽东头上,怕也没那么容易,也未必有那个胆儿……杨成武带着这种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顾不及休息,直奔“百花一号”周恩来的住地。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他没进自己的住房,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客厅。“总理!”杨成武敬礼,然后同周恩来握手,“主席已经安全到达,住进了梅岭一号。”“好。”周恩来拉扬成武坐,“先讲讲路上的情况。”杨成武拿出沿途所作记录。虽然早已发过电报,他还是详细地汇报了全过程。周恩来听得很细,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不放过,不时地点头,显然比较高兴。可是,听完汇报后,他像想起什么事,眉头微微一皱,起身踱了几步,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杨成武一怔:“他们怎么过来碰头会上并没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周恩来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他来干什么?”杨成武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他要是煽风点火”周恩来用手势阻止杨成武,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讲话必须慎重:“他是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通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我听总理的。”杨成武回到自己住处,立刻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纸漏,我找谁算账!”余立金和李作鹏不由得都挺挺身,好久没有这种“上战场”的感觉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园一号。周恩来早饭后对杨成武说:“今天你参加听听。”东湖在武昌市东郊。碧波万顷,渔舟荡漾;港汉交错,称九十九弯;大湖之外连小湖,小湖左右又连湖。南岸山峦吐秀,东岸丛林飞翠,北岸获芦含碧,西岸亭台楼阁。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去梅岭一号,一路“丛林飞翠”,远眺九女墩。湖光阁、磨山,彼此相望,互为映衬;山容水貌宽荡胸怀,不禁消去几分隐忧。“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杨成武一进梅岭一号,就给热得淌汗的毛泽东泼冷水。“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上几天?”“一整年”毛泽东将沾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三根指头拎起来,轻轻扇动,不无抱怨,“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毛泽东动气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连火车也坐不稳,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他可一个也没遇上。杨成武不急不忙陈述理由,决定他态度的是职责,而不是领袖的情绪。起于青苹之末,掠于秀木之梢。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从到达武汉那一天,他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预兆。再见到谢富治和王力,再接触一下武汉军民,再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可是,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下,他又不能直接据此发出“气象预报”,只能另谈理由。他做了一些应急准备,比如下令机场打开后门,以备前门万一被堵,可以从后门登机。他与汪东兴、郑维山坐船查看了长江水。他的秘书张忠庆是白洋淀人,一身好水性,还下水游了一趟。上船后,天快黑了,好多人围住船看热闹,其中不乏红卫兵,一片声喊:“杨成武!这个是杨成武,是杨成武将军!”杨成武忙否认:“我不是。”红卫兵们喊声更高:“你骗人!你就是杨成武,我们认识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在吉普车上陪毛主席一道检阅过我们!……”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乘敞篷吉普车。司机旁坐着汪东兴,身后两侧站立杨成武和谢富治,照片发在各大报刊,贴满宣传栏。现在陪检阅红卫兵的三个人都来了武汉,其中杨成武更显眼些,一下子就被红卫兵托出了老底。他没法解释,忙钻进汽车溜走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是“微行”,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来劝阻毛泽东:“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毛泽东张张嘴,没有马上说出话。他要游长江,并非只是“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也不仅是“一整年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这里有政治。“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是总有人讲“到了斯大林晚年”我还在游长江!“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就是政治。可是,他毕竟不愿过早暴露,过早轰动。那样不利于“微行”,不利于他的调查研究,把握真实情况。“要推后几天?”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或许要一个星期。”杨成武认真回答。“那好吧。”毛泽东沮丧地摆了下手,“只好如此”周恩来赞赏地朝杨成武点点头,去毛泽东身边坐下。郑维山、余立金、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已经陆续来到,各自找位坐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每天上午这些人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由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杨成武在长江水上忙了两天,这是第一次听汇报。看来毛泽东是在拾头一天的话题。“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住谢富治问,“还讲了话?”“我和王力同志都讲”谢富治回答。“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卫戍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是保护军队和军队干部的态度,“给他们开脱。”杨成武一针见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好。对他们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王力一边紧张记录,一边从字里行间揣摸毛泽东讲话的含意和精神。他眼睛有些发亮,似乎摸清了什么。毛泽东保护军队,但也点了几名将军的名。不言之中的意思该是军队也有“一小撮”,这“一小撮”还是要揪出来的。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像是拿着一枝针管要打预防针:“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枝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表示“小事一桩”。“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毛泽东抬高眼皮朝着王力,目光里像是在问:你们能替代这个“名”“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毛泽东从四川又谈回云南,东一句西一句地随便拉扯。他想哪说哪儿,听者稍不留神也许就会丢掉什么重要的“思想”。“周兴病了,赵健民谈了一下。”谢富治回答,“他对‘五·一六’通知认识不够。”“五月十六日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好多猜测,还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毛泽东讲这些话时,不知是否意识到其中的悲剧。许多“造反派”只是“枪”,是投机钻营者,他们没什么是非观念,完全是揣摸“上面”的意图,随时准备向任何人开火。又听过一段汇报,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对武汉形势夸大其词的说法不以为然,庸懒地将手一摆:“有那么严重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对毛泽东的态度感到着急。这几天的下午,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陈再道及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特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如何受迫害,如何想念毛主席,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革命造反,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讲到动情处,他不忘朝谢富治频频递去眼神。“武汉军区是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谢富治及时接过话来,“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了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揪‘武老谭’,‘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王力用挖苦的语调说:“‘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老太婆、小孩子都进屋,说造谣。‘三新二司’的报纸出来就抢着买,有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听。”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坐起身,语气也加重:“三新二司,你压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吆。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皱着眉头点香烟,用力吸进一口,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语气变宽宏:“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就怕毛泽东的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毛泽东却越加宽容,似乎王力的态度引起他什么警觉,故意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陈再道,要检讨。转得过来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毛泽东望望谢富治,谢富治没表态。也不好表态。毛泽东淡淡一笑:“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王力的记录笔开始发滞,心里若有所失。才有分心,又被毛泽东追回来:“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军训全反过去”王力失去精神,说话声气降低。“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毛泽东一下子就肯定了武汉军区“两支”。“反过去,还是反过来。”毛泽东完全没了脾气,“‘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保守组织。”谢富治替下王力,“前段造反派受他们压,压得厉害,现在开始全线反击……”毛泽东联想万里,给谢富治又泼一盆凉水:“全线反击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搞人正轨。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还是主席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的任务与武汉地区谁“造反”,谁“保皇”,支持谁,反对谁并无直接关系,他参加汇报会也只是听听,所以讲话不多,只是在关键地方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大联合的工作,不要再给两派煽风点火。”“我跟成武是一致的。恩来啊,还有你。我们都主张大联合。”毛泽东把大手一划,将坐他两边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同他画在了一个弧圈里。“主席,”周恩来摘下他的花镜,放茶几上,“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结束。晚上你是不是接见一下?”“谈谈好嘛。”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下巴,“你也听听,你是总参谋长。”夜,十二点半。东湖将一种纤细缥缈的无从辨识又能隐约感觉的清凉送到百花一号,送到梅岭一号。这时的毛泽东思想活跃,思维顺畅。他坐在沙发上吸烟,右手朝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伸伸。于是,杨成武便像往常一样,隔茶几坐在毛泽东身侧。这种情景每天都要重复一次或几次。“明晚接见后,总理准备返京。”杨成武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明天下午武汉军区汇报结束后,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嘛,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许多标语。”杨成武开始不紧不慢汇报情况。他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该怎样做。他的汇报总是只讲事实不加评论。这不像战争年代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是决策者。“标语内容主要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还是我的招牌,我们正调查研究。”毛泽东可能怀疑标语的指向。“标语点了王力的名,要他照毛主席的话做,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杨成武不动声色地澄清了标语所指。“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问题,‘百万雄师’有压力,刷了标语。”“谢、王到造反派去过?”“去过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到过‘百万雄师’”“今晚去”“偏于一方。”毛泽东终于说出杨成武心里想的话。“还有”杨成武去拿水杯。他有许多思考,有许多话必须报告毛泽东,但怎么说,这里大有学问。几天来观察到的情景在脑中闪电般掠过……“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周恩来下榻的百花一号又传出谢富治严厉的责斥声。从七月十七日始,每天下午这里都传出激烈的争辩声。陈再道、钟汉华盛怒难捺,牢骚满腹;谢富治、王力盛气凌人、态度强硬。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杨成武每次从长江边回来,走进会场一定会看到双方的争吵。谢富治声色俱厉:“你们支保吃‘左’,完全是跟‘百万雄师’穿一条裤子!”“我根本就没见过‘百万雄师’的人!”陈再道脸红脖子粗,“他们的头头我一个不认识,我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们与‘百万雄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也硬要穿一条裤子!”“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组织,可你们却把造反派组织‘工总’予以取缔,抓了他们的头头……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至今你们还不改正,不认错!”“我们是执行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也瞪起了眼,“他们冲击军区,搞打砸抢就要抓!八条命令是毛主席签发的,说‘所定八条,很好’!”“你就讲‘八条’,你就不讲‘十条’,‘十条命令’也是毛主席签发,‘此件很好’,你为什么不执行?”王力拍响一下桌子,“造反派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J、将?再不转弯,你们自己考虑!”“你算老几?要听你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王力几乎是在喊。“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摇摇头,“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你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大喊一声,全场顿时静下来。谁敢反对林副主席?吵红了眼,韩司令竟忘了这话是林彪讲的……二十多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情景,曾说:“在我们汇报的时候,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一些同志时来时走,进进出出,没有参加汇报的全过程……”他讲的“时来时走”的同志主要指杨成武。也许他的一些想法始终不便出口:杨成武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疑惑始终未消,杨成武也没去澄清,因为他心里坦然安稳。在那特殊的形势下,他以自己行之有效的方式多次保护了陈再道……“犯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想不通,军区的同志想不通。”杨成武放下茶杯时,已经想好怎么谈,口气客观,甚至音调声音也没有起伏。“为此,同谢富治、王力争论厉害,都认为跟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没有过二心。每天下午争论完,第二天上午陈再道和钟汉华又研究修改检查,对原来的检讨不满意”“有话直说,认识多少改多少,这是好的。”毛泽东轻松地把手一摊,“我没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还有个游泳。”对武汉的形势,杨成武不像毛泽东那么乐观。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因为他能看到毛泽东不在场时各种人物的真实面孔。“王力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批评了他们,要求他们回各自原单位去。‘百万雄师’提议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原单位,两派都不许跨单位集中。”杨成武仍是客观叙述,毛泽东吸烟不语。“王力说,你们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你们怎么能管得了别人?”杨成武稍作停顿,给毛泽东留有琢磨的时间,然后继续说:“‘百万雄师’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举手投降,安全也没有保证。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毛泽东沉默着,一口接一口吸烟。杨成武不再言声,轻慢无响地呷茶。“完”毛泽东终于打破沉默。“完”杨成武望往毛泽东。他相信,毛泽东不会怀疑他汇报的客观性;以毛泽东的英明睿智,肯定会听出问题,警觉事态的发展还有扩大的可能……“就这样吧。明天晚上你也参加一下。”毛泽东就这样结束了谈话。他听出了问题,没有表态。他主张大联合,却没打算搞“平等”。搞平等就是搞折中,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不能变。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二十点。东湖被晚霞映照得如同燃烧;林木在霞辉里婆婆,鸟雀在枝叶中礼赞。周恩来带领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位“中南诸侯”走进梅岭一号毛泽东的客厅。毛泽东独自坐满一张单人沙发,他的对面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物,是一种“接见”的架势。“主席,”周恩来侧让一步,将陈再道和钟汉华让到毛泽东面前,“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嗯,你们好”毛泽东伸出手,并没站起来。他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很随意,不像接待民主人士注重礼节。“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依次立正敬礼,然后伸出两手握毛泽东那只大手,然后侧立一边。“坐,坐这里。”毛泽东右手朝身旁沙发扇动两下,陈再道和钟汉华便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头,拘谨恭敬。“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哈哈。”毛泽东笑陈再道的口气和鼓着嘴的神气,很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赌气。这使毛泽东高兴……放心。“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将手包罗万象地一划又一兜,“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毛泽东深知其人其势地笑道,“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嗯?”毛泽东不明白陈再道的表情变化。“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陈再道手指谢富治,一脸疑惑的憨态。谢富治有些狼狈,苦笑着说:“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主席问我我不讲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陈再道一个劲皱眉,毛泽东闭嘴闭不住笑。许世友、陈再道,四方面军很出了几个可爱人物。气氛轻松下来,毛泽东讲话也放开来:“我一月二十一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你们,”他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二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毛泽东作势作态,陈再道面呈赧颜。“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些组织。四月六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造反派又有劲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毛泽东习惯地吮吮下唇,补一句:“河南还在打。”不叫陈再道插话的谢富治插话:“我们去湖北大学、‘三钢’、‘三新’看了,他们对中央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也表示了对受压造反派的慰问和支持。”王力说:“也去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据点。”毛泽东将手一摆:“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谢富治和王力同声解释:“我们都平衡”“武汉问题怎么解决?”毛泽东问一句,然后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他看一眼杨成武,杨成武明白,毛泽东注意了他昨夜的汇报,注意了“百万雄师’的意见。“三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杨成武点点头。毛泽东如他所想看到了事态存在扩大的可能。李作鹏插话:“‘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有点冷淡。”王力点头:“也有点慌的样子。’”“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毛泽东望一眼王力,“不能说他都是坏的吧!”杨成武缓缓接一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百万雄师很大部分是产业工人。”毛泽东点头:“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招待所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起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周恩来解释:“后来推迟了三个月。”“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以手指地,是讲东湖宾馆,“这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他再指陈再道,“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厉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了,绞死、油炸了,全线出击哟……”毛泽东啧啧响舌,“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别人讲……”“中央文革里,王任重一直是保;反对红卫兵,反对革命大串联……”王力列举王任重“保皇”罪行一二三。毛泽东皱眉头:“噢,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谢富治顺插一句:“贺龙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都搞到钓鱼台去了,搞了不少名堂。”毛泽东又皱眉:“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王力火上浇油:“他的读书笔记问题很多。他的读书笔记发到区以上干部去读去学习,而不学毛著。”不知谁冒出一句:“他做诗称主席是兄长,以兄弟自居。”毛泽东第三次皱眉,脸色黯下来:“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先让群众去批。”又有人敲了一重锤,落井一石头:“他死抱着说,万万不能承认三反分子,就是不检讨自己干了些什么!”毛泽东不再皱眉,脸色平淡下来,将手轻轻一指,就像随手丢掉什么不值得再留恋的旧物件:“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没人再点头,再扔石头,身子都靠向沙发,干完活儿歇歇气的样子。“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重拾话头,第二次问。“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沉默半天的陈再道突然又冒一句:“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要中央文革讲话才行。”王力被将了军一样涨红脸:“‘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毛泽东息事宁人地摆一下手:“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他指向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是,主席。”谢富治和王力同时点头。毛泽东再转向陈再道和钟汉华:“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马上再转向谢富治和王力,“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四·一四’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毛泽东像是谈累了,身子向后一仰,伸出两条腿,垂下眼皮说:“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这样……那我就瞎了眼。过去我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谢富治报告:“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毛泽东蓦地睁开眼:“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他重新坐直身体,收回两腿,用了总结性的口气:“冲军区,冲了就算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调合复国论。”他的右手拍在靠近陈再道一边的沙发扶手上,边说边立起身:“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陈再道和钟汉华随声起立,确实轻松一阵子。毛泽东少有地送客出门。走廊里有几名服务员,毛泽东招手,服务员紧赶几步过来。“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的。你们握握手。”服务员纷纷同毛泽东及陈再道、钟汉华握手:“不打倒”走廊里响起一阵开心大笑。三惊梦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前提是:平衡、对外。否则,就是对立。谢富治、王力等人和陈再道、钟汉华陆续走出梅岭一号,候在夜色中,准备向返京的周恩来告别。周恩来与杨成武慢走一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主席还有什么指示?”费尽心力的周恩来振作精神请示。“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的声音略带疲惫,透着一种缓和,“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这给杨成武留下深刻印象。“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又点出两个名字,并说:“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在象鼻子沟。”周恩来回答,“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二十多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真正保贺龙的人,不是他的老部下,而是毛泽东。他多次亲口对我讲,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这个话我向叶、聂、陈、徐几位老帅都报告可是林彪不答应,‘四人帮’也不答应,劲头特别大,非整倒贺龙不可。他们指使造反派冲国家体委,到贺龙家造反。总理叫我去,把造反派赶走,我带人去赶走了造反派。贺龙被逼没办法,到总理家去住了好几天。林彪追逼得厉害,直接跟总理谈话,等于‘摊牌’总理交待说,安全问题由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杨德中负责。我就派了一个营去负责警卫。造反派曾两次冲击象鼻子沟,被我们赶走没过几个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我全家人一个不剩地被关押起来,根本不可能再保护贺龙。我被关的罪名之一是勾结余立金,私调飞机把贺龙送到莫斯科去出这种谣言的原因是,我藏起贺龙后,‘四人帮’和造反派找不到,总理有交待,不让说。‘四人帮’问,我始终说不知道……”毛泽东多次讲,“九大”仍然要选贺龙当中央委员,后来未能如愿。一方面固然是林彪坚决不答应,“四人帮”也不干。还有个重要原因,在“九大”前,毛泽东曾拿了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毛泽东在武汉还是明确表态保贺龙的。“你们要保护好贺龙。”毛泽东交待,“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杨成武报告。多少年后,乌兰夫见到薛明时还说:“我跟你和贺帅关在一起,我听见过你们的声音,还望见过你们散步。就是没法见面说话。”他还感激杨成武,说:“文化革命是你保护了我。”杨成武说:“不是我,是毛主席交办的。”握别主席,周恩来与杨成武边走边谈。“问题基本解决。”周恩来说,“按主席讲的方针,要搞好大联合。”杨成武说:“总理,我送你去机场。”周恩来摆摆手:“你不要去,外面还乱,你去怕回不来。”杨成武说:“不要紧,总理,我不看你起飞,我不放心。”说话间,来到院子里。陈再道和钟汉华把周恩来送上汽车,最后握别。“要搞好大联合,要稳定局势。”周恩来再次叮嘱。“我们听总理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保证。周恩来与杨成武同车驶往武汉王家墩机场。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周恩来拍拍杨成武手背,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叮嘱:“你这两个任务是很重要的。准确地传达主席指示,正确地反映我的报告,特别是保证主席安全。”从机场返回百花一号,杨成武匆匆洗漱休息。连日奔波的疲劳和对武汉局势的希望与隐忧,使杨成武躺倒就有了梦意,却又辗转反侧像是半醒。似梦似醒,几个小时仿佛合眼就过去杨成武耳畔巨响连串,声声惊梦。定定神,是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响:“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百万雄师’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真正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杨成武翻身下床,只见树影在玻璃窗上婆娑,天还未亮。但是,他已完全醒将军闻见了火药味……将周恩来送上汽车后,陈再道和钟汉华并肩信步走向东湖宾馆乙所。为保护毛泽东安全,他们临时住进了乙所那排朴素结实的小平房。两人没有话,心里酸甜苦辣一样的滋味,一样的自己品尝。回想毛泽东的谈话,相信毛泽东是保护他们,不主张打倒他们;心里几分热,几分甜,从心里感谢他的关心爱护。可是,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思想根本没通,没通也得承认,也得检讨,心里又几分酸楚,几分苦涩。再想想谢富治和王力,一种莫名的恼怒和隐忧便又溢出心头。一进乙所住地,两个人便对面坐下。“下一步怎么办?”陈再道问他的政委。“检讨。”钟汉华只说两个字。“马上通知所有常委,明天上午开常委会议,我跟钟政委做检查。”陈再道向秘书下令。“告诉他们,做好各方面工作,尽快放掉朱鸿霞。”钟汉华补充。“下午在礼堂开师以上干部会。”陈再道没好气地说,“叫那两位代表给大家做工作吧。”不管怎么说,这两位“诸侯”那难以忍受的沉重心情,今天由于毛泽东的接见,是获得了暂时轻松。研究布置完工作,便各自上床休息。经历了多少难以成眠的日夜,今天总算可以在梦乡里一求安逸。他们睡得很香。可是,没等享受一个囫囵梦,惊梦的高音喇叭便一浪高过一浪地响彻耳畔。陈再道一骨碌爬起身,两眼泛泛地朝窗外望着,怔有片刻,一拳捣在床板上:“娘卖沁的,又搞什么名堂!”他披衣而起,匆匆去找他的政委……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和王力并肩步回他们的汽车。“我提议,”谢富治忽然立住脚,“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嗯?”王力一怔,随即犹豫道:“哎呀,主席说了‘偏于一方’,叫咱们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刚说完我们又去看造反派,如果……”“‘百万雄师’总部我们去过”谢富治解释自己的想法,“只有这个最坚定的造反派水院我们还没有去过。支持造反派是根本一条,应该去看看。”如果说陈再道是看重毛泽东讲的“控制局势”,抓了冲击军区的坏头头,那么谢富治和王力看重的恰恰是讲的第一条:不怕付出代价,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都没有也不容易像毛泽东一样综合考虑两方面。这与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派别的利益有关。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院顿时沸腾,欢声雷动。造反派的热烈感动得谢富治、王力眼圈都湿他们毫不犹豫地戴上造反派的红袖章,在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的“文攻武卫”队员的护卫簇拥下,先看了学院里的据点、工事,又慰问了武斗负伤的教职员工,尔后直奔操场旁的“红水院”体育馆。望着人群如潮,谢富治泪眼纷纷,热血陡涨,呼声灌满体育馆,飞出天外:“你们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你们造反派要风格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放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情绪是可以传染的,王力的声音紧接着又在体育馆里回荡,他几乎是在喊:“武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好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的呼唤余音未落,谢富治又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上台表态。客观讲;谢富治也罢,刘丰也罢,原本不是什么坏人,都曾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建树过功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丰也曾恼火造反派的打砸抢。恼火他们冲击军事机关,也曾抓过造反派头头,甚至主张“多抓几个造反派”。一旦发现“造反”是号召和支持的,他就迅速转变了态度。毕竟,他一生是跟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你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个小学生,来向你们学习来了!”刘丰诚恳地表态,“过去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我要向你们道歉!”刘丰对群众敬礼,赢来经久不息的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他的胸脯开始起伏,发出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洪声:“希望造反派帮助我,今后我们一定要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口号声响起来,会场像动荡的海,燃烧的火。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那个设想中的平衡本来就难实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倾斜颠覆。“平衡”需要力量的平等和对消,但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给“百万雄师”平等,那叫折中或调和主义。“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只是可以“保留名称”,要对其“宽恕”,加以联合。这种“大联合”便只能像个外壳很薄的甜梦,轻轻一触就碎了……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站不出来。”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个道理。”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