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四十二、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他又指出: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他接下来说: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不尽长江滚滚流。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生子当如孙仲谋。”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⑩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①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4月23日。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③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⑨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⑩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导。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华国锋主持“批邓”的“转弯子”会议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五个接班人

  ⑦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二月三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⑧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谈话。